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也是中国“慰安妇”研究第一人。在他指导下，不断有学生加入“慰安妇”研究。“我们这些学生，选择跟着苏老师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与其说是课题吸引了我们，不如说是苏老师的学术魅力感染了我们。”苏智良的学生、上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姚霏表示。
遍寻全国“慰安所”原址
一个偶然的经历，研究上海史的苏智良进入了“慰安妇”研究领域。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一位日本教授听说他来自上海，就向他求证：“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是否真的设在上海？”当时苏智良对“慰安所”并不了解，但他深感有责任把这一历史问题搞清楚。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多里，苏智良不停地在各图书馆查阅资料，但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慰安所的第一手材料。眼看公派访问学者的1年期限将临，苏智良又申请了自费访学一年，以便继续留在日本查找资料。
1993年6月，苏智良带着200余册二战图书、老兵回忆录返回上海，开始寻找上海杨家宅“慰安所”。整整3个月，寻访了十几个“杨家宅”，却一无所获。直到1994年春天，他才找到一位曾在“慰安所”工作过14年的老人，一段屈辱的历史大门从此打开。
经过走访，苏智良在上海认定了149处“慰安所”原址，并撰写《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他的足迹还遍及全国，找到数以千计的“慰安所”原址。他还邀请妻子陈丽菲教授加入调查，便于询问一些受害细节。“她和那些老太太讲到伤心处，抱头痛哭，哭得比她们更厉害。”
“成为知名的学者有很多途径，苏智良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因为揭开民族的伤疤，需要极大的勇气。”姚霏称，有很多学生一开始并不热衷于从事“慰安妇”的研究，觉得做这样的课题研究会非常压抑，甚至担心选题不好会影响毕业前途。苏智良理解学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的矛盾。他并没有勉强学生，只是带着他们继续寻访那些幸存者。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学生才开始体会到这个课题的价值和意义。
每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
在苏智良办公室的门口，靠墙放着一根拐杖。2012年11月，苏智良在外滩附近遭遇车祸，导致腿脚不便，至今仍未完全恢复。但他还是始终坚持奔赴奉贤校区，为本科生上课。苏智良要求学院的教授每学年都要给本科生上课。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以身作则。
上世纪90年代末，苏智良门下有了第一批研究生。“我们有一位师姐，家境贫寒，大冬天宿舍里连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姚霏说：“苏老师知道后，就从家里拿了一床被子给她。那时候上海人家里的铺盖被子，一般是不会轻易送人的，所以这位师姐非常感动。”
还有一次，在学生毕业聚会上，苏智良问学生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那名学生随口说在上海买不起房。苏智良便借给了他几万元作首付，还告诉他无论什么时候还钱都行。此后，已有近10名毕业生在上海置业时的第一笔钱，是从苏智良那里借的，且全部免息。苏智良说，“既然学生选择留在上海，我就要鼓励，并尽力帮助他们站稳脚跟。”
学生毕业找工作也是苏智良最为关心的。“我们同门中至少80%的学生，工作都是苏老师推荐的，甚至其他老师的学生，也都跑来请他帮忙。”姚霏说。
从第一位研究生开始，每年的中秋节，苏智良都会将学生邀请到自己家里聚会，甚至是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每年中秋节也都要回来。多年来，这个传统一直保持着。
作为学者，他发起推动“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名录；作为导师，他不仅将学生们送上讲台或学术道路，还免息借钱给他们买房。对于学术，他保持着高度热情；对于学生，他毫无保留地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