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如何崛起 现在已到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 [复制链接]

“诸侯经济”

　　“尽管六中全会是一次集大成的会议，但仍然不能认为就‘毕其功于一役’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强调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当《商务周刊》在《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一文最后期待共和国“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的时候，一直没有解除一个担心：这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国资、跨国资本以及民资等等诸多利益集团，围绕着改革开放展开的复杂博弈，在制度建设的“非中性”条件下，有可能演变成怎样的局面？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与之相关利益集团‘唱主角’的‘诸侯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观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在采访中为《商务周刊》描绘了一幅当前“诸侯经济”的图卷：

　　“政府强力部门的行政干预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对等，势力膨胀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置若罔闻，垄断企业主导市场价格和供求趋势，外资强势资本赚取优厚的利润，民企和中小企业为生存展开残酷的竞争……”

　　“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28年的改革开放中，强势部门和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与许多利益相关的集团联系在一起，形成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相互牵连的‘利益山头’。”这位2006年因挞伐利益集团而知名的学者指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严重阻碍了市场改革进程，损害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已经成为当前改革推进最大的阻力。”

　　江涌认为，这种“利益山头”、“诸侯经济”危害的第一个表现是，改革设计出现非中性因素，政策和法律法规受到利益左右。“由于缺乏民主决策程序，许多市场改革的设计和制定充满部门和行业特征，将部门或行业利益内含其中。”他举例说，我国许多涉及改革的法律制定，先是由部门起草，提供一个法律草案，再由政府各方商量，最后由人大法工委审议，而人大专门负责的有关同志可能是提交报告部门到人大工作的同志和领导，于是部门利益色彩浓重的法律也可能顺利通过。并且，法规一般都很原则，需要由部门制定实施细则——这其中更充满了偏向自己部门利益和权力的细化和解释。

　　今年整整一年间，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和平充分领教了其中的“杀伤力”。尽管经过民营快递公司联合抵制，《邮政法(草案)》修改稿第7稿关于“300克以下的私人快递业务由邮政专营”的规定调整到了第8稿的150克，但150克以下信件寄递业务占民营快递公司90%以上业务份额的现实，仍然使得吸纳就业高达300多万人(绝大部分为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民营快递业面临着全行业倒闭的风险。

　　“‘非公经济36条’说的市场准入，在邮政行业根本是一纸空谈。”刘和平告诉《商务周刊》，通过残酷竞争终于成为中国快递市场主力军的民营快递企业，“原本以为今年的邮政政企分开能够让我们多分一杯羹，现在可能是彻底无羹可分了”。

　　但相比一些部门与民争利的现象，江涌更担心“诸侯经济”的第二个表现——“中央政策和改革被强势部门架空和操弄”。

　　2006年6月13日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和调控政策报告会上，就上演了一幕经典。针对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当年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细节就是“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要占开发总面积的70%”。但不到一个月，国家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司长沈建忠在此公开解释说，90平方米的套型建筑面积约等于100到10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70%是各城市年度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总面积。这一表态被坊间认为是将“国六条”及其“十五条”细则拔了牙。尽管建设部事后进行了辩解，但北京市新建商品期房中，大户型住宅依然占绝对主角，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很少，户型平均面积144平方米。

　　江涌分析说，中央政策和改革方案具体化的过程是通过部门完成的，其措施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利益就很容易向部门和在体制上与部门关系密切的垄断企业倾斜，造成政策和改革的不公甚至倒退。

　　“这也就是医疗、教育、住房、电力和             能源等改革出现偏差的原因所在。”他说，其结果就是，强势部门越来越强，强到政策失灵、经济失衡。

　　2003年，当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曾经的改革骁将、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

　　刘的回答是：“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他说：“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3年多过去了，截至12月8日，国家发改委以平均两天一件的速度向全社会发出了661条政令、公告或通知。“很难判断发改委现在是否变小了，但审批权力肯定是越来越大了。”江涌开玩笑说，“3年多来的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每年都在不断加力，可众多汽车、钢铁、电解铝、发电和水泥等等项目仍然从发改委这个调控主力部门审批出去。”比如，发改委不断公开提醒发电项目建设过剩，但2003-2005年又上马了1.44亿千瓦，是此前3年的2.79倍。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外贸领域。“当强势部门把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等等指标当作政绩的成绩单后，今年三季度高达71%的外贸依存度，获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对内资和国内技术的挤压，和万亿外汇储备孳生出的波涛汹涌的流动性超剩等等，诸多此类现象就都可以理解了。”江涌认为，目前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强势部门手中，需要各界高度关注。

　　“中央政策和改革思路在地方大打折扣”，被江涌认为是“诸侯经济”的第三个表现。 “经济繁荣后地方势力膨胀，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央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江涌指出，2003年以来，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不断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挑战，很大部分原因出于地方政府“坐地生财”带来的“胆气”。

　　“土地供应的计划加垄断，房产销售的完全商品化，形成了事实上的‘新价格双轨制’，在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 江涌说，“在一些城市，土地直接税收及由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就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据粗略估计，在过去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

　　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的话来形容，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因此，一切旨在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度增长的调控政策，不仅会使房地产             

开发商利益受损，而且还会有损地方政府利益。在自身的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而且变相化解或抵制改革。2003年以来上海个别高层领导在上海地产热潮中的表现就是明证。

　“增量”的陷阱

　　2006年接近岁末的11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上，就“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这一主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提出：“28年的改革实践，一般认为‘增量改革’最后能够促进大家福利的改进，会获得特别高的支持率。但最近读到一篇国外研究者的文章指出，实际上‘增量改革’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发展虽然非常重要，也只是导致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个判断与宋平对小康的定义充分地暗合了起来。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利益集团的学者之一，张宇燕在200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对“增量改革”提出质疑，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已经直接或间接变成了当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膨胀的“温床”。

　　张宇燕提到的那篇文章，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埃斯莫格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员詹姆斯·罗宾逊2002年合写的《经济蜕化的政治学透视》。该文指出，把“社会之饼做大”并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两位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决定于政治精英的选择或决策，而政治精英最关键的目标就是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地位。在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及之后，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常会侵蚀政治精英的执政优势，增加其被取代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往往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消极对待或积极掣肘。他们还证明了，掌权的政治精英从现行制度和技术中得到的租金越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越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就越可能受到限制。

　　就在两位美国学者通过数理模型对“增量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后，广东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通过自己的观察对中国的“增量改革”也给予了“解剖”。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旧体制边缘部位生长出局部新体制的‘增量改革’和行政部门‘放权让利’。” 单世联认为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行政部门的“放权让利”只是纵向的权力配置的调整，但权力行使的方式并没有变，所以行政部门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导致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比如上述邮政主管部门对民营快递业的挤压。

　　其二，“增量改革”始终在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并未建立起以价格信号为行为导向、以利润和资本增值为指标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目前凡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的资源配置，迄今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给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可能。

　　而且，国企改革的延后导致价格改革不得不先行，结果形成了以“资源资本化”为方式的改革选择。结果，“存量”中的许多国企和集体企业，一部分因体制约束在转型过程中衰落或破产，一部分以拍卖、MBO等市场化名义转入与主管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手中，另一部分则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了新的行业垄断。

　　在单世联看来，行政部门的自我转型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逐渐取消了价格管制和计划调配等，但它从未退出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而且在继续介入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偏重于“自我利益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等，具有管理职能的各级行政部门则通过“三乱”等手法实现其自我利益。

　　更糟糕的是，由于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对转型期经济活动的长期深入的介入，其“自我利益化”不仅表现为追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当行为日益制度化，还表现为“寻租”和腐败现象。“寻租”活动早期表现在生产资料等产品的计划内外差价上，现在则表现为土地、资金和资产的价格差异上。

　　“‘增量式改革’确实扩大了经济活动的总规模，但改革滞后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却使得改革‘增量’的分配朝着有利于各级行政部门的方向倾斜。而类似国企改革这样的‘存量’改革的延后，自我利益化后的行政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又得以参与和操纵对‘存量’的分配和占有。”因此单世联认为，这造成了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反对任何可能动摇其垄断地位的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公正和公平很容易被已经非中性化的发展和效率所左右。“少数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多数人至今还在等待后富。更重要的是，让哪一部分人采取何种手段先富，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 单世联指出，结果就是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单世联提供了一个数据，1990年代以来，享受改革成就主要是占总人口1%的上层与4%的中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这一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则承担了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

　　不过，在这个逻辑分析关键点上，张宇燕借助美国政治学者阿伯巴奇在其论著《两种人：官僚与政客》中的分析，提醒注意这样一个实事：掌握着政治各部门的官僚们与国家统治者的利益不应简单混为一谈。

　　“官僚们大都一样，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他们往往控制着一些重要资源，并且可以决定这些资源的用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僚总会把资源分配给在‘竞争’中对其出价最高的人。”这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的弟子指出，政府的行为最终可能是这些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改革推进到今天，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摆在了力图民族复兴的共和国面前：既得利益者集团正在损害着民众的利益和国家的权威。

　　“海外许多学者和媒体一直把中国政府定义成‘强政府’，改革经历的现实证明正好相反，我们的政府是‘弱政府’，真正强势的是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江涌对这样的结论深有体会，“中央权力被部门架空、被地方分割的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清理的时候了。”

丙戌反腐

　　“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们认为，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2006年的10月22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会的这段演讲，不仅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书”，更是向孳生腐败的利益集团发出的“宣战书”。

　　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另一组对比数据意义更深：1993-1997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 1998-2002年查处县处级干部巨涨到11907人，而2004年一年就查处2625人；1993-1997年查处厅级干部265人，1998-2002年查处816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2002年查处25人，而2005年一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

　　这些前官员无一例外都与“官商勾结、利益自肥”粘连在了一起。国际反贪大会上，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的公开发言对此做了醒目的注解：“目前中国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等行业和部门。”

　　一方面是涉足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犯罪领域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政府权力重新调整的时刻，反贪反腐重树国家权威背后所透露的内容令人惊心动魄。

　　2006年6月11日，             

北京交通电台刚刚播发完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讲话，就从新华社快讯中传出了其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职的消息。这场被媒体描述为“闪电免职”的新闻，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位北京高官所拥有的权力——主管城市建设、国土、房管、奥运建设、轨道交通等工作。

　　事后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调查发现：“刘志华在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此外，刘志华生活腐化堕落，包养情妇并滥用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

　　就在人们还在探究刘志华突然落马的深意之时，8月9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违规挪用社保资金被正式免职，随后中纪委专案组进驻上海马勒             

别墅，一系列事件接踵而出。上海巨富、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捕，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董事长王成明接连遭“双规”；8月29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任秘书、宝山区委副书记秦裕被免职“双规”……

　　9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决定免去其职务，接受调查。建国来最大的官商勾结大案在上海滩逐步曝光。

　　值得玩味的事情出现了。此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国民经济运行数据：1-10月份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月的28.2%放缓到26.8%，10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甚至从9月份的23.6%骤降至16.8%。三年多一直陷入“拉锯战”中的宏观调控，终于在2006年初冬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于这个结果，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宏观调控主管部门属下的知名学者开玩笑式地告诉《商务周刊》：“抑制经济过热，陈良宇案比国务院文件更管用。”

　　在江涌看来，中央2006年以来对北京、上海及天津等地系列腐败案的集中和直接查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诸侯经济”不断坐大的警惕。“政府职能部门长久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管理’，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地方政府则掌管‘人、财、物’。在此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经常动用上述权力影响职能部门执法，损害中央政令的统一推行。”按照其判断，中央决策层在2006年的许多动作已经暗含了决心整肃的意思。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自十六大以来，基层民主正受到最高层的日益重视。胡锦涛反复强调，要“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继而形成法律法规。其期待之心可见一斑。

　　一位政治观察家人士向《商务周刊》分析说，“提高基层民主水平，反映在政权建设方面就是公共权力、资源和财富向基层政权倾斜和加强。”他认为，如果把这与当前积极推动的“强县扩权”、“垂直管理”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为了解决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的频繁滥用，中央决策层不仅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2006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省纪委书记异地调整力度空前，共有15个省市区纪委书记发生人事变动，其中由外地调任的纪委书记达到了10个省份之多，河南、山西、重庆、上海、北京五省市更是由中纪委从自身系统内抽调出干部赴任。可以说，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力度，纪检系统已经逐渐形成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巡视制和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制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

　　最有深意的是2006年政府官员换届的一些突出特点，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要求，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一正两副扩大到省级层面，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等等。

　　“这些动作如果按照权力分配的思路进行解构，很明显可以发现，过度膨胀的省级权力正在逐步分解，一部分上收，一部分下放到县乡基层。”江涌说。

大国崛起

　　11月24日，电视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最后一集，根据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收视数据，平均每晚有200万户家庭收看这部12集的政论片。《大国崛起》播出后，被称为“2006年最具震撼力的一部电视片”，在社会上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

　　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短短不到一月，该片已经在CCTV不同频道三次重播；DVD音像珍藏版11月20日在北京等地上市，四五天旋即告罄；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首版1万套，不少省市很快脱销……媒体和学者更是频繁热议。一时间，引得《纽约时报》12月8日惊称：“中国公开讨论国家崛起！”

　　“这部纪录片试图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通过向观众们展示这500年间的历史事实，用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寻找大国崛起的逻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大国崛起》为中国民众回望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该片以9个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没有对中国做点墨评述，却犹如9面明镜映照着中国形象，“大国”紧扣中国，“崛起”紧扣中国，民族复兴的期望之情准确击中了中国当下的国民情绪。

　　不过，大国如何崛起的答案似乎并不容易得出。《大国崛起》片中也承认：“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但是，有一位经济学者几乎把自己近10年的学术生涯全部贡献给了这个历史谜团的诠释工作。他就是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

　　大国崛起之谜事实上紧密地与“李约瑟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直到16、17世纪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不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落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问题被学术界誉为“为数不多的能长久牵动数代人好奇心和热情的世界性命题”，它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一个东方帝国的衰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用一根绳索巧妙地系在一起。

　　张宇燕把这个谜团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西欧国家的经济为何会突然加速增长？二是同时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突破增长瓶颈，实现起飞？”

　　2003年年中，张宇燕和其弟子高程完成了对第一个问题的系统诠释，这就是《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这位惯于以历史眼光观察现实的学者眼中，西欧兴起，明确界定和尊重产权并非问题的关键。“任何统治阶级都尊重并严格保护着与其自身利益攸关的产权。问题在于，尽管其安全拥有或占据庞大财产，但是他们却并非必然地能够让这批财产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他们写到：“与此同时，任何社会中，又总存在着一批具有极大的财富创造潜力或能力、却又苦于其(存量和增量意义上的)产权或得不到有效保护、或干脆没有利用社会财产进行创新的渠道。”

　　“换句话说，产权理论的关键在于，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制度究竟最有效地保护了谁的产权，在于那些最具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财产拥有者的产权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张宇燕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谜底，无非是新制度有效地、排他性地保护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产权。

　　按照这个分析视角，《大国崛起》中没能解释清楚的“为什么不是最先攫取到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而是英国发生了制度创新”的疑问，就可以找到一种答案：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获得的巨额美洲金银，最大受惠者群体是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也正是他们构成了现行制度下受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创新的动力严重不足。相反，在英国、荷兰等地，体制外的新兴利益集团攫取了新增财富的相当大份额，不仅如此，上层贵族中也有不少人为牟利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行列，从而使得资产阶级能够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实现制度变异或变迁。

　　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张宇燕转到了中国为何衰落的问题上，这就是2005年完成的《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

　　回到明朝的张宇燕发现，中国在明朝末期其实有过与西欧相似的历史机遇，白银通过国际贸易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量很大，保守估计约占世界银产量的1/3甚至1/2左右。这些财富也使得中国商人的力量迅速上升，并逐渐接近或进入统治集团，甚至思想领域具有“加尔文教”意义上的观念革命同时也出现在了晚明……但“萌芽”没能开花结果，原因何在？

　　“商人们发迹后，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财产的安全状况和被保护的力度。他们希望将国家对其私产的侵犯程度降至最低，并且尽可能地逃避各种税收的义务。”张宇燕发现，与同时代的西欧商人处境不同，中国富商产权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那个王权势力在地方经常被架空的皇帝，而是受制于掌控国家具体事务执行权的官僚阶层，以及其择肥而噬的“潜规则”。

　　这种对财产安全预期高度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促使商人们总是煞费心思地把自己和官僚阶层的关系拉近，中国社会因此也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合作的商业体系。于是，通过培养、资助、贷款和贿赂等方式向官僚阶层成员或准成员投资，富商们要求官僚阶层中的政治庇护人对他们的产权给予保护，避免他们侵占自己的财产，同时积极帮助他们逃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

　　然而，这种表面上具有效率的产权保护方式，也成为了制度创新的负累。科举制度使得官僚阶层人员流动频繁，产权的潜在威胁因此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商人的财产安全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们需要不断喂一群又一群永远吃不饱的狼，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同官僚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商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合作太过密切，他们往往不能独立、长久地维持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正描述的是这种情景。

　　结果，官商合作的不稳定性使产权制度走向一种寻求短期利益的习惯轨道(即俗语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不是以追求长期利益为目的。这些具有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富商们从未试图在宪法层次上建立一套可预期的产权规则。

　　“与官僚达成的合作关系，不但使晚明中国商人阶级丧失了发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而且因为庞大官僚阶层横亘在国家利益和新兴阶级利益之间，也削弱了他们和王权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张宇燕认为这给商人阶级和国家统治者带来了真正的“双输”。

　　张宇燕“李约瑟之谜”的故事到此嘎然而止，与《大国崛起》一样没有给记者任何与当下中国相关的只言片语。但有一个消息值得注意，2006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或许这可以算作风暴到来前，打破沉寂的第一缕疾风。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烂熟于口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2006年与2007年交替这个历史节点上，如果把13亿国人用血汗换来的上万亿外汇储备与中国求富求强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把陈良宇、刘志华、祝均一、张荣坤等等名字联系在一起，把《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大国崛起》纪录片带来的热议联系在一起……一个疑问会浮现出来，中国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创新使自己彻底走出500年来的宿命？或者说，应该鼓励和保护谁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持续制度创新？

　　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到来的2007年开始逼迫中国为历史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