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台湾问题】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我们主张一个中国,蒋经国也主张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和谈的基础。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实在不行,也只好动武。我们不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台湾永不和谈怎么办?台湾出现外国军队、外国力量占领又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承诺不用武力!
———1985年5月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到台湾问题,后被概括为“邓六条”:“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已料到蒋经国之后台湾局面的复杂,果然李登辉、陈水扁越走越远。
2004年7月28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大陆不会为办奥运而容忍台独。
14.【四项基本原则】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心中的底线。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谈到:“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30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15.【对外开放】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八九”风波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通过频繁地会见外国人士和书信交流,邓小平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坚定的原则性。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说:“他们(指西方国家)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试图消除西方的经济制裁。1990年1月在上海过春节期间,邓小平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也许这就是1990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朱基突然对外宣布年内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在当年12月19日建成的背景。事实上,很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比如物价,是在“八九”风波以后完成或推开的。
16.【发展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八九”风波后经济骤冷,邓小平为中国可能错过发展机遇而忧虑,尤其担心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经济运行,遂有南巡讲话,有“发展是硬道理”之说。经济是一头很难驾驭的骡子。此后经济由冷骤热,有1993年年中的整顿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软着陆,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从1998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2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上了几个台阶,但发展中的问题在促使今人探索一条快速、平衡、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
17.【干部退休】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1993年11月11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
邓小平是1989年11月9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至此,邓小平成为一介老百姓。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谈到:“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主张干部退休由来已久。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1957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退休制度总得想个办法建立起来,长期不解决不行。1965年11月,邓小平要求中央组织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主持干部退休安置工作,各省也要搞,然后地委搞,把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好。结果,真正实行干部退休还是在邓小平任上,邓小平本人身体力行。
18. 【不致开幕词】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98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中你干了什么?答:“跟着走。”
1978年10月在日本参观一家汽车工厂,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1984年10月4日,在一份工资制度改革文件上批示:“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份澳大利亚公民苏珊继续要求与中国一公民结婚的报告上批示:“很赞成。”
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旅游,给当地干部指点“钱”图:“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如今,中外婚姻不会再托人请首长批准了,而让老外多掏门票钱,有点违背WTO的国民待遇精神。
但凡有一点虚荣或自卑的人,都不会如此朴实。
邓小平一生颇多曲折传奇,“三起三落”若是搁在常人身上,要么是摧人的恶魔,要么是傲人的资本,但在邓小平身上,这些好像并不存在,不过是某日下午的一段寂寞,某个清晨的一个磕绊,心静如水,坦坐如松。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老人家生前伟大,却没有山呼万岁,而辞世也安排得让老百姓平静地接受。 本报特约撰稿 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