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AC的标准、准则和建议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CAC在国际食品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WTO成立以前，CAC的标准、准则和建议（以下简称标准），各国政府可以自愿采纳，但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等国际贸易体系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CAC只是讨论国际标准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论坛。WTO成立之后，CAC的标准虽然名义上仍然是非强制性的，但SPS和TBT协定已赋予其以新的涵义，CAC的标准已成为促进国际贸易和解决贸易争端的依据，同时也成为WTO成员国保护自身贸易利益的合法武器。在食品领域，一个国家只要采用了CAC的标准，就被认为是与SPS和TBT协定的要求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标准低于CAC标准，在理论上则意味着该国将成为低于国际标准的食品的倾销市场。（即使是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它们的相当一部分国家标准也低于CAC标准。因此，如何尽快与国际标准即CAC标准接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项极其紧迫和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健康，各个国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采纳CAC标准，要么按照SPS协定的规定，根据风险评估的原则，制定更加严格的国家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某些发达国家都无力进行后一项工作，采用CAC的标准在技术和经济上成了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因此，积极参与CAC的工作，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由于CAC标准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各国政府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对CAC的工作更加重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加CAC会议的次数明显增加，CAC会议上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浓。在标准的表决问题上，目前CAC采用半数同意的简单多数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议表决应改为2/3多数同意制。估计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后一个争论的焦点。在许多关乎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若干利益集团。以食品标签问题为例，欧盟国家主张致敏性物质必须进行强制性标注，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反对，但最终的表决结果是欧盟的意见获得通过。因为这一决定涉及谷物、豆类、花生、奶和蛋类等多个品种，势必将对我国的食品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另外，一些欧盟国家建议将目前营养标签的4种标注内容（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扩大为8种（增加饱和脂肪、糖、钠和膳食纤维），目前这一提案正在进行讨论，一旦获得通过，同样对我国不利。我们应当在今后CAC的会议上，明确表达我们的意见，与有关国家一道，坚决阻止其正式通过。
关于近来倍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问题，CAC会议上的争论更为激烈，争论主要在欧盟国家和美加之间进行，双方在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和新设立的生物技术食品特设工作组的会议上展开辩论，一些国家甚至要求应当考虑转基因食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由于利益的驱动，这一问题已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根据SPS和TBT协定的规定，各成员国在发生食品贸易争端时，必须以CAC的标准或风险分析的结论为依据，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解决。由于CAC标准的地位在WTO成立之前没有明确，事实上，在GATT的47年历史中，提交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的食品安全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的事件只有一次。相反，仅在WTO成立后的前3年，提交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的SPS措施的事件就有10次，具体内容涉及新鲜水果的检验检疫程序、加工肉制品的保质期规定、瓶装水的要求、肉类生产中生长激素的使用以及饮料的加工处理方法等。例如，早在70年代，美国药品与食品管理局就批准在牛肉生产中可以使用某些生长激素，但欧盟一直声称这种牛肉存在健康风险，因此拒绝进口美国牛肉。1990年，CAC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经研究认为这种牛肉是安全的。1995年，第21届CAC大会以33票对29票，最终通过了5种生长激素的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残留限量即说明现有的科学依据表明该物质存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随后美国以此为据向WTO提起诉讼，控告欧盟并且获胜，WTO判决欧盟要么允许美国牛肉进口，要么向美国政府支付约1亿美元的赔款。
对我国而言，经过多年的努力，第23届CAC大会已经决定从2001年起，中文将成为CAC大会、执委会和地区协调会的工作语言，并且在2005年后，逐步成为CAC所有会议的工作语言。这项决定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全面参与CAC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把CAC的有关会议，作为宣传我们观点、维护我们利益的重要舞台，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促使有利于我方的标准正式通过，另一方面也要坚决阻止或者拖延不利于我方的标准获得通过，避免与我不利的贸易壁垒措施合法化，并尽可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我们也要尽快使国内标准与CAC标准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