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８９８年百事可乐饮料在美国问世以来，经过多次业务重组分离，百事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饮料及食品，２００３年全球营业额为２７０亿美元，营运利润５８亿美元，在全球有１４万名员工。百事拥有的众多品牌中，年零售额超过１０亿美元的有１５个，如百事可乐、七喜、美年达、乐事等。据国际品牌顾问公司的最新的“全球最佳国际品牌排名”，百事可乐品牌以１２０亿美元的价值名列第２２位。１９８１年，百事公司在深圳特区成立了其在中国的首家灌装厂，目前该公司已在华设立１５家百事可乐灌装厂、１家非碳酸饮料厂、１家浓缩液厂和４家食品独资生产厂。近年来，百事在华业务保持快速增长，总投资额超过１０亿美元，员工近１万人。在百事国际业务占主导位置的前１０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区增长率超过３０％，名列榜首。
据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佳介绍，百事公司在中国的本地化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特许经营模式本地化。百事公司主要通过１９９５年在中国注册成立的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它一般通过商标特别使用许可及浓缩液供应协议，与其在华的１５个灌装厂发生联系；同时，与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作法略有区别的是，百事公司在这些灌装厂中也有投资。一般来说，特许经营的受许方需向许可方交纳一定的特许费用，而根据中国市场的特殊要求，百事把商标特许给罐装厂使用时不收任何费用，供应浓缩液的价格也在中国政府的一定管理下。百事公司通过广告投入等多种经营手法保持商标的价值及增值，同时还通过与灌装厂的合作投入共同做大区域市场（按照双方特许经营协议，百事公司对在华１５个灌装厂的销售区域有特定限制）。李春佳说，实践证明，把世界通行的特许经营模式依据当地的特定法律法规和经营环境进行适当的本地化调整，可以保证经营取得成功。
二、营销策略本地化。百事在世界上比较常用的做法是直销直送。到中国后，现已逐步演变为富有中国特色的积极销售系统，如直销直送、我销他送、协作批发、专营分销、批发商管理、传统批发等。百事公司通过将其管理技术和经验传授给本地批发及分销商，使他们逐步转变为积极的产品分销商或第三方物流商，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销售渠道，探索新型的销售方式。
三、品牌发展本地化。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喜好，百事公司注重赋予产品中国特色的品牌资产。如在制作有关品牌的广告中，既沿用国际创意，又融入中国概念，有效地使用中国的体育和音乐明星资产，传达“渴望无限、突破渴望”的品牌精神，并为当地所接受。通过签约单个明星，逐步组成明星家族，纵向组合使用音乐和体育资源等，建立百事音乐排行榜，整合品牌和媒体资源，通过提升品牌在当地价值进而提升自身价值。
四、原材料采购和设备本地化。１９８２年至今，百事公司在华销售产品的原材料包括食用糖、瓶、易拉罐、箱、瓶盖等都在中国本地采购，１９８２至２００３年，原材料采购成本已超过２００亿元；此外，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３年，百事系统还在华采购冰柜３３０００台，共计约１．２亿元。既使成本得到了保证，也给当地相关产业带来了销售额。
五、员工本地化。目前，百事公司在华直接雇佣本地员工已近１万人，在产业链中创造的间接就业人数约１５万人。在百事中国区员工中，外籍员工不到１％，管理层中华人比例达６４％。公司大力投资于合资、合作企业员工和关联业务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培养，近５年共为合资合作企业、分销商、批发商从业人员提供了４５００人次的培训。同时，百事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人才组织架构，为未来业务发展储备本地人才，如推动本地化的完整的区域总监组织架构人员能力建设，有策略地培养本地人才作为合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合资企业的杰出人才作为总经理人选等。
六、农业项目本地化。百事食品１９９３年进入中国后，目前已在华设立４家工厂，并投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发了土豆种植项目。其产品不仅供在华公司使用，２００３年起其在山东、内蒙古等地种植的土豆还出口到东南亚，今年出口合同额已达７０００吨。农业项目本地化得到良好发展。
七、公益事业本地化。主要包括：２００１年在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百事可乐”专项基金，救助贫困地区的母亲和儿童；以及资助西藏培训师资、捐款支持政府抗击非典、赞助北京国际音乐界儿童音乐会、参与“保护母亲河”环保活动等，在中国树立企业了良好社会形象。
八、研发能力本地化。１９９８年出资７０万美元与中国农业部成立了“百事－中国农科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同时，百事即将在中国设立美国以外的首个饮料研发中心，面向中国和全球市场开展研发工作。
李春佳说，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百事公司在中国的本地化实践是成功的。公司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信赖，产品广受消费者的喜爱，生产经营保持稳定增长。他表示，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与中方合作伙伴真诚合作，共创多赢。(完)
隆国强：应尽量扩大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溢出效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近日说，近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开始建立研发中心，数据显示已达到６００余家并呈继续增长趋势。这种研发中心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内部研发中心的扩散，并未替代其投资母国的的研发活动。我们应当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引导，使其对我国经济产生更多的“溢出效益”。
隆国强在此间举行的“跨国公司本地化问题研讨会－－百事公司案例剖析”上说，由于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市场开拓的压力，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随着其制造业的对华转移也向我国加速扩散。总体上看，越来越多的研发部门来到中国，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但是，研发活动成果效益一般主要直接体现在跨国公司内部，作为东道国，应该更注重引导发掘其溢出效益。
他分析认为，目前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溢出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才留驻效益。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帮助当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将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大量人才外流的情况下，其相对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可以吸纳一批很有才华的人才，同时也为这些人才在国内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这种人员流动将是技术、信息、管理等溢出效益产生的重要途径。
二是对本土研发机构很强的示范作用。我国原来的科研机构不管是政府设立的还是企业内部的，相对来讲其针对市场的研发活动比较差。跨国公司研发中心那种既能满足科学家的创新性兴趣，同时又能满足公司商业利益的管理体系，无疑对我国原有研发机构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三是本地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从事的一些基础性研究、通用性技术的扩散中受益。
当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本地研发机构争抢人才的问题、以较低成本利用东道国科研成果问题，以及与国内科研机构的项目竞争等挤出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隆国强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当努力扩大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溢出效益，缩小其挤出效应。建议目前主要重视三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到中国。６００多家研发中心对我国来说还是很远远不够的，应想办法进一步降低其运营成本，要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乱收费，从多方面降低研发中心设立的商务成本。
二、针对已在华的研发机构，要提高其研发活动的层次。目前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绝大部分研发活动都是针对我国市场所做的一些调整性研发，大部分是非核心技术研发。要使其从事的研发活动档次更高，应当首先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整合它的研发资源（一些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有多个，但均档次不高），提高其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的地位。其次是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此外，主要通过本土市场竞争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例如我国手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手机上的很多设计水平是全球最好的。但仍有很多研发技术没有在中国，如手机核心芯片技术等。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应争取让跨国公司的在华研发过程也慢慢往上游延伸。
三、采取综合措施扩大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溢出效益，让其真正能够对东道国的经济有所贡献。一是鼓励研发人员，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渠道。二是鼓励跨国公司加强和本土科研机构的合作，如最早像北电和北邮搞的研发中心比跨国公司自己独立的研发机构，其技术溢出效果就更好。三是要鼓励本土配套企业和跨国公司加强合作，或者和采购本土化相联系策略。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对于配套企业会有很多技术的指导，很多研发成果会通过这个渠道溢出到本土。还可以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和本土研发机构来共同申请一些基础研究的课题，变“抢课题”为合作，提高中方研发水平。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增强我国自己的科研投入，提高自身科研水平。建设完善的技术交易市场，使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技术成果在市场上交易，也是让其发挥更多溢出效益的重要方面。
涉及跨国公司在华本地化经营部分法规正在制定中
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近日在此间举行的“跨国公司本地化问题研讨会－－百事公司案例剖析”上透露，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及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有关部门正努力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法制环境，一些重要的法规正在制定之中。
郭京毅说，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政府将继续给外资一定的优惠政策和良好发展空间，这是坚定不移的。而加入ＷＴＯ过渡期结束后，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也将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大的舞台，使其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资源和人才断提升实力。
郭京毅透露，在一些涉及跨国公司本地化的法律方面，反垄断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商务部正在起草这部法律，准备上报国务院审议，本届人大期间可能被列入立法项目，在本届政府或人大任期内颁布实施。他说，反垄断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要营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而并不是谁做得好，就“枪打出头鸟”，对那 些多年精心创造的品牌将会重点保护而不是限制发展。
同时，我国对投资性公司将进一步开放。将允许其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国内批发零售，允许它为所投资的企业进行维修和售后服务，允许设立财务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允许设立融资性租赁公司从事融资。另外，将允许其“走出去”，到国外从事承包工程、物流配送等等业务。郭京毅说，这些业务都应该是企业有权利自由从事的，我国政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赶紧松绑”，减少审批。
此外，证监会、商务部等已出台了一些并购规定，在促进跨国公司本地化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今后这方面的法规还将进一步完善。
郭京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跨国公司本地化是当地政府的一种愿望，但这种愿望绝不能违背市场规律，违背投资者规律去刻意追求。只要营造好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外国企业与本土的融合就会增强，进而提升整体经济实力，为当地的就业、税收、技术、人才、管理诸方面带来好处。他表示，我国将不断完善相关的立法，为外商的投资本地化经营创造良好环境，进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完)
跨国公司在华本地化发展出现新趋势
多位专家近日在研讨中表示，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地化作为其获取经营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策略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多种发展模式。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本地化发展正进入新的时期，其新特点值得各方关注。
在日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举办的“跨国公司本地化问题研讨会－－百事公司案例剖析”上，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它既包括人员的本地化，也包括生产技术、原材料配套、经营理念以及销售市场的本地化。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日益开放，正迫使跨国公司的在华竞争更充分地利用我国及全球的各种有利资源进行组合，方可获得最大收益。
他分析认为，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本地化呈现了三方面新趋势：
一是人员本地化方面，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本地化趋势明显。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是吸引跨国投资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蓝领一线工人与欧美的工资成本比约为１：４０，科技人员成本比约为１：１０，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差距略小一些。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的整个经营中，生产一线工人的本地化做法基本相同，而目前其竞争已体现在管理上和技术人员的整合中。当前，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跨国公司工厂里有几十名外方管理人员的现象正在减少，外资研发中心的中国人才已占有很大比重，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中的本地人也在增加。在获得较大经营管理成本下降的同时，中国本地人才的优秀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跨国公司的认可和有效利用，这也促使人员本地化趋势呈现持续发展之势。
二是技术本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日益形成有机整体，跨国公司如果在我国市场上拿不出最好的技术，竞争就可能失利。如目前在我国汽车市场上，跨国公司不断推出新车型，过去那种进口一种老车型，多年不变照样可赚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我国市场上的手机款式推陈出新亦是引领世界潮流。产品的不断创新必然带来技术的向本地转移，我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生产基地的存在也必然带进相应的技术研发。近两三年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我国增长非常快，目前已超过６００个，而应用技术的研发也正逐渐带动更深入的基础技术研究的开展。目前我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亦持支持鼓励态度。 三是生产配套的本地化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投资制造业以在华组装为主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不管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从一般的轻工、纺织、服装、食品领域到较高端领域的ＩＴ领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很多产业产品正在逐渐形成产业配套集群，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诸多上下游产业，正在逐步形成本地化产业系列。我国原材料及相关工业生产水平、工艺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是这种配套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极具竞争力的本地化配套的发展，又使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绝对竞争力不断提高。目前，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已占５７％，而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已分别占到８４％和７０％。胡景岩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配套本地化还蕴藏着很大潜力，如跨国公司如何与西部资源相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将焕发出的新的产业机遇等，都将使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配套本地化发展进一步深入。
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王辽平同时也指出，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本地化过程中，也可能将面临现有人才不足的问题。由于其发展速度非常快，本地化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供给是一个问题。同时，港澳公司的生产控制核心部分如管理、销售、研发方面在内地的发展，今后也可能带来港澳服务业的空心化，其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汉林教授说，本土化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对于投资母国来说，跨国公司本土化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东道国而言本土化可能又是一个充满各种机会和挑战的过程。一般来说，东道国政府有一种愿望去推动本土化。在越来越充分竞争市场背景下，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等应对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趋势及相关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政策制定以及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等方面体现出更全面最大国家收益。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则指出，跨国公司在本土化过程中，除生产经营理念外，其对东道国民众生活方式乃至文化的远期影响，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