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回忆录
三伏天的中午，我走在街上，像一条狗，热得想把舌头往外吐。夏历的六月，街上行人稀少，我也已经久未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我的耳边响起母亲的话：“六月天，打狗不出门。”我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母亲常常有这样苛刻的言辞。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比狗还要卑贱。如果想高贵一点，我就要应该像对待一位公主那样对待自己，可我办不到。我走在人行道上，路边的梧桐树已经被晒得发蔫，我也饿了。果然也没有见过一条狗，而我就走在街头。我看到平时还喜欢的东门扁肉店外面堆的小垛木柴隐隐地生了紫烟，散发着木香。还有，松明的气味。我
没有办法令自己高贵，因为我就喜欢这种下里巴人的格调，一碗扁肉或者一碗拌面。扁肉也就是北方的馄饨，但我一直坚持南方的叫法。有时候，我会更喜欢拌面，特别这家店韧韧的手杆面。店里像火笼一样，锅里热气腾腾，要是冬天，我可能会觉得舒服。
我进去的时候两个姑娘正趴在灶台上打盹，她们很不情愿地“烫”了一碗扁肉端给我，嘟囔一声：“调羹在那边。”仿佛我不是食客，根本就是一个给她添麻烦的主。我没有生气，桌上沾着油渍，显得发腻，我也无可奈何。我想要是在上午或者晚上，可以随意折腾，她们都不会在意。当然，那个时间里人多，灶
头当值的也不会是个这俩小丫头。
在我们这座县城里，你根本犯不着为了这样的事生气。恰恰相反，我总在心里微笑着打量这一切，他们在我的脑子里晃来晃去，是一出精彩的皮影。
小县城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既区别于乡村又不同于都市。你可以捕捉到一些时尚的影子，又可以挽留住一点乡村时光，比如灶台和木柴垛这样的事物。我们这座小县城是这样的：南门是中心，西门是娱乐场所云集之地，没有北门，北边叫北大路，已经逼仄到熊山脚下了。东门一带一直偏僻荒凉，近于郊区。当然，城建也曾经青睐过的，现在东门的街道和两边的梧桐就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城建的产物。当时我正上中学。县一中位于东北方，北大路上。所以，我每天要走东门的一小段街，记忆就这样保留下来。现在，我走在街上会想起那年少的时光里的一两首歌，有关的事件、场景，还有一两个曾经让我羡慕的漂亮女孩子，她们骑着单车，衣裙飘动着从街上丁铃而过，给三伏天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单车带过一阵风，清凉便停留在心里了。
我特别地关注梧桐是因为它的诗意和浪漫。不要说梧桐夜雨，或者是凤栖梧桐。单单是每个人记忆就已经足够给县城里的梧桐带来美丽。我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东门街还是一条崭新而干净的街。梧桐刚刚丰满茂密起来，班上稍通人事的女生开始读言情小说。琼瑶的，亦舒的，岑凯伦的，玄小佛的……其实是学生读，老师也读，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爱情是少不了梧桐意象的，恰恰我们上学的路上就有一排排的梧桐树，那是多么引人遐思的一段路啊。浪漫时代的人们都习惯于在现实中捕捉文学作品的模型。琼瑶的《窗外》流行之后，班上大凡有点味道的男语文教师就成了康南，语文成绩好的女生就成了江雁容。我们班上语文成绩优秀，不相上下的女生有好几位，环肥燕瘦，怎么配对儿真真让人不省心。据说有一阵子，江雁容的角色很有幸地派给了我，理由是我上课太专注（其实是走神、遐思）。当然，这个配对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大家会细细地留神像或者不像。不想这天大的秘密让我获知了，凡事可以一笑而过的我，居然会在碰见语文老师的时候禁不住脸红，大有少女怀春之貌。若干年过去，我嫁为人妇。有一回碰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就说了这段往事，他笑了，说了一字：“傻。”当年的语文老师也在恋爱之中，她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也喜欢读琼瑶。一位同伊有亲戚的同学在班上传话：语文老师的“藕粉”（相对英文中男朋友的音“玻璃粉”）看琼瑶看到泪水涟涟。为这，我突然憧憬起伊苗条、单薄的身影和粗长的发辫来。有一回，看到这位“藕粉”倚在东门一棵梧桐树下，我突然想，伊会不会在哭？因为天上飘着小雨，她倚在那儿已经很久了……有一天语文老师没有来上课，一连消失几天后，终于有消息传来，说他请婚假了。我听到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一笑，可是在心里却有了一层涟漪，很淡很淡，一波一波地漾开来。
现在的县城街上也只有东门一带还有梧桐树，原来南门丁字街口高大，树叶宽阔的梧桐早就在县城改造的时候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杜英。杜英长得很慢，远没发展到树荫清凉的时候。县城的摄影协会主席拍过六七十年代的县城丁字街：转角的三层楼，电线杆，还有茂密的梧桐。那时候，楼下是饮服公司。我从农村到县一中上初中的第一天就在楼下吃的扁肉，一碗2角，现在是2元。这样热的天气，摄协主席每晚都会在自家院子里纳凉。他告诉我：一张椅、一杯茶、数星星。我笑说：“我在小学四年级时读过一篇课文，叫《数星星的孩子》，说张衡小时候数星星，人家后来都成了科学家，你怎么没有当上科学家呀？”我还胡说什么天机不同，造化不同，另外一个数星星的人却成了摄影艺术家。摄协主席说：“错，我小时候不数星星。”这当然是笑谈，那么，他会不会想起自己拍的老县城，那些被砍掉的梧桐，每当夏季，在阳光炙烤人行道的时候？
一个怀旧的人便是一个衰老的人，我不能怀旧，不能再想念被砍掉的树。我还是盼望着杜英快快地成长罢！杜英的秋冬季节是很美丽的，叶子会慢慢地红。那样，我们县城就会有许许多多美丽而热烈的秋冬。
二
我默默无语地吃扁肉。我解决了饥饿问题，复又走在三伏天的太阳底下。
精品屋内那位守店的少妇，没精打采地蜷在椅子里，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是的，她知道这样的时候，做买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况且走进来的不是一位少女，照常理，我已经过了需要那些小巧精致、晶亮通透的小玩意儿了的年纪了。在大学，上创作与鉴赏课的毛老师对我的天真习性下过评语：“假如到了三十岁，你还是这样的状态，那就是妖怪了。”我早过三十了，他话让很担心。
这个打狗都不出门的午后，时光已经倒流到20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我要给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名叫红红的女孩子买头饰。
南方的小县城20年多前并没有精品屋，女孩子的头饰摆在一些摊点上卖，跟橡皮牛筋、扭扣、针线、梳子、香粉、胭脂还有孩子们的玩具，女人男人的内衣扎堆。这些摊位聚集的地方叫小商品市场，或者叫县前街。现在，很多县城的小商品市场已经萧条或者干脆消逝了。只是，每每看到高高的牌楼上“县前街”那几个字，心里还会掠过别样的柔软。小商品市场位于城关的中心地带，是一个县城最为熙熙攘攘的地方。练摊的男人胡子拉碴，女人皮肤又粗又黑，通常是上了年纪，下垂的乳房拖拽着，腹部宽广而凸出。现在的我想到这些女人就会联想起莫言的《丰乳肥臀》或者梅舍特洛维奇的雕塑《母亲》。年纪较轻的练摊手埋在这些杂货堆里也没有丝毫的光彩。其实这群人又是最光彩照人的，好比我对《母亲》的理解。我们县城小商品市场当时还兼卖一些漂亮的画片以及明信片，有花木盆景，美女明星、世界名画什么的。良莠不齐、雅俗共赏，全靠挑选的眼光。1985年到1988年间，港星翁美玲画片几乎是最抢手的画片，不相上下的还有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画片。前者因为在现实中逝去引起无限追忆，后者因为在饰演的影片中死去启发了我们心中伤感的美。我们管翁美玲叫“黄蓉”，管山口百惠叫“幸子”。对于我们来说，两种死亡的界线是模糊的，她们都活着，或者她们都死去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最受中学生里的文学青年欢迎的明信片是《世界名画》、《世界雕塑》、《光与影》（摄影作品）和《插花艺术》。应该感谢这几组明信片的发行，它们把高雅艺术以通俗的方式普遍地种植在我们年轻的心窝里。这才使我们这些生长于闭塞的小县城的青年从尘埃中脱俗，热爱世俗的生活却没有沉沦于现实的庸俗。名画组的《蒙娜丽莎》、《沉睡的维纳斯》、《春》、《无名女郎》、《西廷圣母》都是我们所热爱的；雕塑组有《吻》、《思想者》、《巴尔扎克》、《母亲》、《阿波罗和达芙奈》……一套里大部分是罗丹的作品。罗丹给十六七岁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吻》。从臂膀肌肉牵动的力度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吻多么奔放！这让我们唯唯诺诺、羞羞答答的现实显得相形见绌。噢！我们多不懂得表达！父母还处在半开化状态，对这些没有穿衣服的画和雕像没有多少把握，对我们的喜好也无法置可否。
花花草草与美女明星随处可见，名画和雕塑就夹杂在当中。我想，摊手们并不懂，它们只是随着一批货夹带而来，但却意外地激起了我们的惊喜。《母亲》是那套中不漂亮的一张，远不如《吻》那样打动人，那么，把这个腹部隆起的女人送给谁呢？《母亲》后来被我当成书签，多年以后，我整理学生时代的诗作，就把她夹在扉页。她美丽而安祥，沧桑而克制，现在在我的心里完全取代了《吻》的位置。
在正午或者傍晚，我们就在县城的小商品市场里挑选和甄别。年华纯美的我们对这些嗓门高亢，粗鲁又琐碎的人群没有一点嫌恶的感觉。随意又轻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仿佛是同自己的亲人在拉家常。有时候真的也会碰上同学的父母或者亲戚在那里做买卖，他们会主动地把商品价格降低到许可的限度。
前面已经交待过，我是读初中的时候进的城。城乡的实际距离远不如心理距离和日常生活的距离来得遥远。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着眼点就在头饰上。当时城关的流行发式是在头上梳两个“马扎”，两边要梳得平均而对称，分别点缀上一对塑料红珠，简洁、活泼、漂亮。我从来就知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一直惦记着买一付红珠捎给还在农村生活的小学同学红红，她是我在成年之后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唯一的小学同学。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小学女同学们已早早地结婚生子。有一回在乡间小路上，我还碰上一位。蓬头垢面的她背着一箩筐草，拽着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等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才想起，那应该是我四年级时的后桌，叫世莲的女同学，数学读得特别好。我曾经对学生说：“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总会失掉一批人。好像一辆飞速行驶的车甩掉身后的树一样。”由于机缘与精力的关系我只和红红保持了联系，并惦记她没有点缀在“马扎”上的红珠。等我终于有了一元二角零用钱的时候，我买了两付，换下自己那付旧的，同时把另外一付新的托付给一个进城的人捎到乡下去。
也是盛夏季节，我利用中午的时间买下红珠以后就遥遥地等待着惊喜的消息传来。它将以一封信的形式抵达学校，揣着怦怦然的欣喜躺在班级的邮箱里，急不可耐。我预感自己将从她的高兴里获得的更大的喜悦。然而，我们接二连三的通信里她并没有提到红珠的事，而是抱怨农村中学新招的职高班的内容占了几乎所有的篇幅。某些教师持有偏见和狭隘，他们用一种穷途末路眼光对待这群农村的少男少女。接连有好几位家境本来就贫困的同学辍学了，在辍学的名字中，她提到了女同学世莲。令我着急的是红红也开始动摇，我抛下对红珠的挂念，没命地劝慰她。等到有一天，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对于红红来说，根本没有红珠这么回事。“红珠事件”或者“红珠案”最终以一种哭笑不得的结局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位捎红珠的人弄错了，把红珠给了一个名叫秋红的，也在同一所农村中学读书的少女。红珠一定也曾带给秋红姑娘莫名的惊喜，因为，当真正的主人向她索回的时候，她竟然固执而可笑地回绝，并且认为那付红珠理所当然地属于她自己。
我们气愤且无奈。假以时日，我们将以宽容之心对待这件事，一笑而过。因为阴差阳错，我在城关小商品市场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精心挑选了一付漂亮的红珠头饰，它曾经给一位陌生的农村少女带去意外的惊喜，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
我要补充交待一下，十六岁的少女秋红是在1970年代末随大姐的出嫁，从浙江来到福建农村的。当时从浙江到我们这个闽浙交界的县城谋生的人，或者直接嫁过来浙江姑娘有很多，有的女子还进入了县城越剧团，扮小生的俊俏，扮花旦的婉转。我们县城越剧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曾经兴盛一时，越剧《冷月照秦宫》被拍成电视剧，出现在县城很有限的几台机关单位购置的电视机屏幕上。1986年，我们家购进第一台电视机，14寸福日，彩色。十年后，购买第二台。
“红珠事件”是很小的一件事，比牛毛还要细小。但是这个中午，当我光临县城精品屋的时候，它仍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如同鸿雁回眸，引起无限感慨。20多年后的今天，县城职高正式挂牌，当年的秋红姑娘也该早不稀罕红珠了。从她的家乡——浙江进入福建的小商品成批出现在我们县城如雨后春笋般新起的精品店里，“点石斋”、“魔法石”、“野丫丫”……
这个酷热的正午，守着精品屋打盹的年轻而时尚的少妇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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