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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老屋搬离之后,菜园没有动,还在老屋对面的南山脚下,离新家有两里多地;那算得是过去生活的唯一一点的延续。父亲生前,几乎每个傍晚都在那块园子里忙碌,直到他生病、病重,再也提不起跟随了他50年的锄头,才无可奈何地将菜园交给了母亲。
   那时,田地还没有分到各家,父亲也还没有生病。人多粮少,一有空,父亲就会去菜园,刨掉山脚边的荆棘灌木,辟出的空地就可以种上南瓜。那时姐姐和我常背着粪篮到处拾粪,拾来的粪就倒进新辟的南瓜地里。从南瓜开花起,每天傍晚放学我们就去菜园,看看又有几朵花上长出了小南瓜;秋末冬初,万木叶落,老南瓜在裸露的灌木林中洒满一地。收摘过后,我们还会顺着瓜藤到山腰的树丛间寻找,偶尔能找到漏摘的南瓜,晚上就可以用它熬一锅南瓜饭。那时,我们的晚饭常常不够吃,姐姐和我总是飞快地吃完半碗饭就放下碗筷,如果父亲先放碗,锅里剩下的一点饭就该我们吃了;母亲也只吃半碗,剩余的让父亲再盛一次。有了南瓜熬饭,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煤油灯下,从容地吃一顿晚餐。 多少年后,再回想一家人围灯夜坐的情景,脑中竟然隐约如雾无法清晰。大约,这种夜晚并不太多吧。
   分田到户之后,父亲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田地上,菜园里通常很晚才去。有时,我放了晚学没有作业,父亲也会带我到菜园帮忙,父亲浇粪,我帮着兑水。父亲不善言词,我也很沉默,常常只有哗哗的水声在浓浓的月光中响起。那时候,并不觉得父子无言相对有什么不好,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才发现,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和父亲闲聊谈心过。父亲没不是威严的人,但与子女之间却似总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距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生活的压力导致的。父亲干活从不管时间早晚,一件事总要干完才回家。浇过水,看看还有地要翻,父亲又拿出藏在菜藤里的锄头来翻地。父亲一下一下将翻起的土块敲碎,有些埋在土下的小土块,父亲还会用赤脚的大拇指将它拱起。旁边菜园的人陆续回家了,父亲也不开口叫我先走。我一屁股坐在扁担上,看着父亲在月光下一声不响地翻地,敲打土块。旁边的人走后,菜园里更加寂静。先有几只小虫试探着叫了几声,接着各种虫子都叫起来,一声比一声响亮,一时间,千万只小虫都在草丛中放声大唱;菜园里,池塘边,稻田上,远远近近都有萤火虫飞舞。
   父亲生病时我已经在念初中,田地菜园里的活就都留给了母亲。那时,我虽然贪玩却也知道了母亲的辛苦,放学早了就挑起二叔家的水桶去菜园浇水,母亲见我来,总是一句话:只挑半桶啊;一边说一边还不时放下手里的东西来接我一程。
   到菜园摘菜逐渐变成姐姐的事了。姐姐小学还未毕业就辍学在家,跟着父母干些田地里的轻活。农忙时,一日三餐的饭菜都交给了姐姐,而那时,正是菜园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念高中时,姐姐出嫁了,弟弟也辍了学。菜园就交接到了弟弟手中。周末回家,有时我也和弟弟一起去菜园浇水。我在挑过两担水之后开始气喘吁吁,弟弟就笑着从我肩头夺过扁担,让我回去休息。他那时已经比我高比我壮了。父亲病逝后,母亲执意让弟弟外出打工。南山下的那块菜园里,如今又只有母亲一人在挑水翻地了,而母亲,头顶已有了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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