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叹息
---------------------遇见格非
大三的下半学期，我身边的人都开始忙碌寻找自己出路，广播学院的学生永远都是不知疲倦的，宿舍里有人报了雅思准备去香港念传播，有人报了托福准备去美利坚，隔壁房子有人在央视已经混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从北京的各大媒体公司实习兼职的人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从楼道里经过，刺激着我慵懒的神经，每个人都忙忙碌碌，只有我和那些早已经确定保研的人一样和懒散神每天做游戏，只是他们已经有了“研”，而我没有，而我不想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动了考中文系研究生的念头，当我在深夜的百度上把北京各大高校的中文系比较一番之后，我想我要考清华，我想我这个念头一定是很好的，至于为什么好，当时我也并不知道。
之所以选择清华，确切地说是奔着格非去的，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我的床头摆着格非写的几本书，请原谅我就是那么世俗地还处于一个会崇拜并且痴迷某个人文字的年纪，只不过在大多数女孩都痴迷安妮宝贝的时候，我很迷恋格非。
但内心深处，我想不论格非还是清华也许都只是一个我的一个情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发觉我的专业----“传媒经济”的确不适合我，我是个颇为内向和自闭的女孩，在广播学院四年我也没有学会蹦蹦跳跳咋呼咋呼的过日子，每每从电视台的人力资源部出来，我都有种万分压抑的感觉，我知道，电视不适合我，我不适合跟那么多人打交道，我不适合拿着话筒去窥视别人的内心，我不适合奔走在风大沙大的街头……
于是我开始幻想着当一个作家，女作家。请相信这和去年铁凝当选作协主席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理想没有那么远大，我只是想做一个以笔为生的女子，写小说，我想我适合那种生活，至于为什么当时我会那么确定，我现在也不知道。
周围的人都很不理解我的想法，没有人理解我为何要往那个就业前景如此惨淡的坑里跳，还有人觉得我就算要考也应该是北大而不是清华，更有甚者拉着我就问清华有中文系吗？
当我去文学院旁听中文系的课，坐在一堆昏昏欲睡或者是拿着英语单词背个不停的学生中间挺直了腰背记笔记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困惑。
广播学院的文学院很小，在财大气粗的影视艺术学院和电视学院，播音主持学院里显得微不足道，老师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当我拦住他们一本正经地问道我一个跨专业的学生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时，他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记得那些睁大了的眼睛，他们都劝了我很多，大概是很久没有人那么坚持地去听文学史和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了吧，老师们都认为我是个用功的学生，于是纷纷掏心掏肺地劝我“回头是岸”，放弃中文系。我记得我的老师耿波，那是一个很激情的胖老师，他站在讲台上讲中国过去的十年，讲到自己的大学时代，霎时间就热泪盈眶。我尊敬这位老师，每当看到他转身走进单身宿舍筒子楼里的时候总有些许辛酸。
在周四晚上，下课以后我和他一起走出南一的教学楼，他对我说起他在北师大的中文系研究生生活，说起他的导师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泰斗童庆炳，那天晚上的对话让我对中文系更多了更多的幻想，让我迫切地盼望着逃离“传媒经济”专业的各种数据和分析，耿老师给我一个建议：“你亲自去找他们吧，你问我再多也是隔靴搔痒……”
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天晚上我只做了两件事，做了一份考研英语真题，在水木上发帖求格非老师的联系方式。等我把真题做完对答案的时候，我心里凉了半截，只得了45分，这个分数让我很汗颜。另外水木bbs上的帖子也被一个个口水帖子淹没，然后我又连着发了几个帖子，仍然没有人理我。
那天晚上我很悲观。很晚很晚的时候，我都睡不着。我第一次感觉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不像高考那样盲目并且为家人所左右，我为这个选择权感觉到快乐，但我又发觉自己似乎有选择恐惧症，我无法下定决心作任何事，确切地说我是那么地没有信心去幻想成为清华的学生。那时候《美文》杂志正好刊发了我的一个散文并在07年的新栏目“美文会客厅”头条作了我的一个专访，我一直没有见过那期杂志，只是我的邮箱里总能零星地收到一些中学生给我写的邮件，他们总是天真地问我大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信件虽常有，但并不太多，且问题都集中，我一般都会耐心地回答并且都给他们鼓励。
那天晚上我对清华的学生不回复我的帖子感到很失望，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如此清高，我感到某些热情被他们的冷漠挫伤。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清华的中文系研究生规模是那么小，每个专业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当时我只是被自己压抑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于是半夜时分我亢奋地发了一个抨击清华人冷漠外校学生求助的帖子。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的邮件满满的都是清华中文系的人发来的解释，他们告诉我中文系的人是多么的少，大家是多么的忙，老师们是多么地严谨，并且很欢迎我再次向他们咨询。
那一刻我面对着邮箱有些恍然，我突然间感觉到了一种小而坚硬的力量，我发觉他们是那么地热爱自己的学院自己的老师，他们的解释代表了他们的热忱，我突然间发觉我一定没有选错地方。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中文系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我一直不敢打，我一直认为在我毫无底气的时候见到中文系的老师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于是那时候我开始自己计划着开始复习，每天把自己淹没在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大部头的书里，我只是热爱，却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复习起来我觉得很困难，而且那时我是铆足了劲想着我要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且自认为格非这样的当代作家一定是当代文学的导师。
等我开始觉得自己看了一点，并且有了点感觉的时候我开始第一次给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电话那头总是一个女孩的声音，永远都是那一句：“格非老师不在噢，不好意思，晚一些再打来吧。”要不就是“噢，格老师刚走，你明天再打来吧”，或者就是“格老师来了又走了……”我很丧气，那时格非正好出了他的新书《山河入梦》，我猜想他一定很忙很忙，但真的忙到了每天都不在学校的地步吗，那一次我突然间开始怀疑格非究竟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老师，我想我应该是冲着做他的学生而去的……
我在新浪上看了他的采访，他还是那么睿智的，冷静的，平静的，我翻出天涯上好几年前对他的讨论，我看他写的书，他写的学术著作，他的小说，我想起他写的那篇《褐色鸟群》，我坐在黄昏的椅子上念着那些恍惚缥缈的句子，想象中的格非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我想应该是，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并不知道，并且我知道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文字打动过我，尽管曾经那些文字里有些尖酸晦涩的东西我至今未悟。
那时候我的小说正在北京的一些出版社里游走着，那个我在大二的时候写的一个长篇小说，说起来真得很可笑，每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总是会去看格非的一个访谈，我把那个地址放在收藏夹的第一个，那个访谈的题目是“写作的时候一定要狂”，于是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总会去看，我用他说过的那种“狂”鼓励自己。当然我的一些小说总会被退稿，我很怀疑那些编辑是否认真看过我的稿件，我很怀疑自己，我发觉文字并不是那么美丽美好美得叫人无法摆脱，文字开始让我觉得灰心，我渴望着一个途径去宣泄自己，但是没有人承认，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日子昏天暗地的，我的生物钟由此变得混乱不堪，我的专业英语老师在课上质问我：“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那一刻我自己也很压抑，我不知道我坚持的东西是否有原则，我不知道我写出来的究竟是垃圾还是宝藏，我就这么无力地想象着自己的文字世界。
格非的访谈上说他年轻时也投过稿，他把稿纸的中间一页两张纸的纸角粘起来，退稿的时候看看那个被粘的地方有没有被撕掉用来证明编辑是不是看过他的稿子……这个小事情让我一直对格非很有好感，让我觉得作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不是在神坛上俯视大地的，他们也是这么慢慢成熟的，慢慢长大的……但遗憾的是我发觉大多数作家都喜欢标榜自己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等我四月初第一去清华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是为了去赏春而不是为了去见谁，在清华满校园的白玉兰和桃花里，我发觉我是那么地向往这个学校，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宁静的心态去学一些我想得到的东西，我潜意识里觉得清华能给我这些，就算是最后得不偿失或者现梦想没有照进现实，我也觉得值。我站在中文系新斋楼的楼下，他们告诉我格非的办公室就是那一间，那个窗子，我站在下面仰起头看，阳光很刺眼，天也很蓝，我突然觉得很欣赏自己的向往，这种向往很纯粹，我知道在若干年进入社会或者工作后我会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向往。
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据说是格非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拿到电话以后我也没有抱任何希望，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中文系有多么难考，每个专业除去保送生以后只要一个人，也就是说全国只要一个人！！！在全中国的大学都恨不得扩招赚钱的时候，在路过广播学院研招办看到新闻系70还是80人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时，我为清华的坚持而感动。
然后我就拨通了那个电话。在我漫不经心地拿着手机一边整理着书桌上的东西时，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声：“你好，请问您找哪位。”我猜想应该是格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于是我说：“我找格非老师，他在吗？”然后我就听见电话那头的人说：“我就是……”
我承认我有三秒的空白时间，然后我说：“格老师，我想考你的研究生。”他回答“我很欢迎”，语气很随和，然后我就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发觉我这些日子里一直坚持打的电话打通了之后我早已忘了我准备好的问题。格非反问我一句：“你为什么想考中文系呢？”我说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格非好像就笑了，补了一句：“是因为你喜欢写小说吗？”我嗯了一声。格非的语气就有些严肃了，他答：“如果是为了当作家而考中文系，那就不必了……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作家的，我们是作学术研究的。”我的心立刻就凉了，然后我鼓起勇气说了一句：“我可以见你吗？”格非在那边好像也愣了一下，他似乎在拨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计算着自己的时间，“我过几天可能要出国一趟，回来就是五月份了，然后还有一些学生的事情，唉……太忙了……要不然我们再约时间吧……”
那一刻我很丧气，这一通我打了大半个月的电话终于通了之后，我似乎什么也没有问出来，“要不你今天来吧……”格非似乎也感觉抱歉似的，又补了一句，于是我们约好下午四点见面。
于是，我幻想中的作家格非正式出场。
我带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写的《小说叙事研究》，还有《塞壬的歌声》，我想，如果冷场，我还可以把书拿出来让他签个名。
那天下午下了一些小雨，在中文系的新斋楼里，我推开门看见格非站在那儿指导一个学生的论文，他看见我，很和气地说了一句：你先等一下。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格非，他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还要苍老一些，皮肤有些黑，眉宇间没有文人的那种孤傲气质，但是身板很直。很正气的样子。
然后格非就坐在了我的对面，他的开场白非常严肃，大意是有事情可以在电话或者邮件里说不必专门跑来见他，因为他实在是很忙，他也觉得很抱歉之类的。说完这句话后，我就懵了，我隐约觉得也许格非不屑于见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我准备好问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我发觉我永远是一个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相处的人，尽管对于格非这样的人，他的作品已经烂熟于我心的人，我还是感觉到拘束，而且是无比拘束。
也许是格非觉察出了我的拘谨。我长了一张比实际年龄要小的脸，而且那段时间我得头发非常长，齐腰，我把头发编成辫子，看起来很像是刚入校的学生似的，加上之前我并未告诉格非我是谁名甚来自哪儿。格非就问我：“你是88年的吧……”
我回答：“不，我86年的，大三了。”
格非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你们写的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陌生的……”然后他又问我是什么学校的，我回答广院。格非很诧异地补了一句：“广东外语学院？”我说不是，是现在的传媒大学。他说噢，我知道的。又问我“你是哪里人呢”我说籍贯是广东的，格非点点头说自己最不会看人从那儿来的，而且他觉得现在南方北方人都长一个样子了。
说完这些，我们的对话又陷入了僵局。我相信格非也是这样一个不善于与陌生人沟通的，于是我开始敬佩那些采访他的记者，那些那么多字累积出来的报道该是多么困难才制造出来的。我也开始相信格非说自己厌恶参加各种研讨会，想起新京报上格非认真地说:“小说出版到现在，我已经差不多接受了20多次采访，我自己都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我有什么能耐对自己的作品做这么多次的应付？从现在开始不再接受媒体关于这本书的采访了。”
有些人天生是不适合对话的，也许格非是，那么他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那一刻我很困惑，我直觉格非应该是很喜欢学生的，那么如此说来，他一定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窥视者，这么想着，我就渐渐开始放松了。
格非说他当天发烧了，有些不太舒服，他坐在椅子上的姿势很慵懒，看出来很疲惫，其间有学生进来倒茶，却没有给我一杯，格非提醒她也给我一杯，言语之间透着江浙一带的人特有的热情，让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在广院给师哥师姐当孙子当惯了，遇到教授的细微关怀竟使我有些不知所措，连谢谢也忘记了说。然后还有戴着眼睛皮肤白皙的女学生拿着出国的申请表来请他签名，格非问签英文的吗，是全奖吗？全然是一幅很关心学生的样子。还有人因为好朋友过生日，拿着《山河入梦》来请他签名当作生日礼物，格非在扉页上用竖排的字体写了一句话，一边写一边微微笑着，似乎很乐意自己的书变成一份生日礼物的感觉。他写了什么我没看见，但他很自我地说了一句：“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给每个人都签这么一句。”
格非问我看过他的这本新书了吗，我回答说看过了，但是没看完，看完了《人面桃花》。他问我能看明白吗，我回答能的，只是可能认同感不深。格非间陷入了一种沉思中。我想我应该对他说实话，因为他写的故事离我太遥远，过去的那一百年时间，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五六十年代，我只能去猜想，尝试去理解，革命，国家，政治，挣扎，时代浪潮，尽管我不解的地方非常多，但是也会因为他的作品里女性的命运而潸然泪下，我想我能理解女子的爱与痛，像是姚佩佩，我欣赏她的自然，个性，她在那个年代里的所作所为令人为之震撼，但相比之下我又更喜欢秀米，喜欢她的温婉气质，相比之下我更欣赏这样的女性……当然这些话我没敢跟格非说，因为格非说过“有人要是不喜欢姚佩佩，我会跟他拼命”，我也怕我的拙见实在让他觉得我肤浅而导致最后我即使考上他也不要我，所以我一直恪守着宁可不说也不多说的原则。也许格非有些失望，他喃喃地说“理想化的读者”实在是难寻。
我们的话题由此转入了文学，格非说起他写小说的初衷，与我看过的采访不同，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作家，却阴差阳错在华东师大闲来无事的时候变成了作家；他问我你写东西么，我说我写，我毫不隐讳表达了我很想当个女作家的梦想。我不知道是采访撒了谎，还是格非真的没有动过当作家的念头，也许他年轻时也与我一样如此执着过，只是人都会在以后推翻自己最初的梦想。他提出要看我的小说，问我“带来了吗？”
我说没有带，拙作不值得一看。格非笑起来。我说其实我很想得到肯定，我想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格非摇头说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不在乎卖得是不是好，不在乎是不是有评论家肯定。言谈之中他还很调侃式提到广东作协很有钱，提到自己屡次不参加作协的会议被他们威胁说要开除之类的话，脸上满是不在乎地释然……
我觉得他也许真的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很乌托邦式的人物，非常的有人格魅力却有些伤感气质，但是似乎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常常莫名地叹息着，对文学的态度由此如此，他不断地奉劝我好好干好的我的本专业，并对“传媒经济”这个名词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我解释了半天之后，他最终发出了“文史哲”已经濒临被时代淘汰危险的感慨。
我们的对话一直就是这么波澜不惊的，似乎是他在说他想说的，我在说我想说，话题偶尔有交叉，我们谈到了卡夫卡，卡尔维诺，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废名……我说博尔赫斯文章很像是智力游戏，格非笑了，大吐了一口气反问我现在什么不是智力游戏呢？但除了文学以外，我们的谈话寥寥并且乏味，我不得不承认，也许我和格非是有代沟的。
但令我不解的是格非对自己的过分谦虚，我对他说我喜欢他早期的小说，像是青黄，追忆乌攸先生……但格非摆摆手，叹息着说了一句，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东西了，不值得一提，我提起他写的那本小说叙事学，他很认真地说，那是十几年前他的一些想法，再看，也许就不是那个感觉了。那一刻我很诧异，并且有些压抑，我在迷恋一个作者自己都不再喜欢的一些作品，这种感觉似乎不太好。然后我的话就少了，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好。我想如果他不再喜欢，那我也不必再把那两本书拿出来让他签名了。
只是格非鼓励我，不如尝试着保研，因为硬考实在是太难了。我只能黯然地告诉他，我保不上研，我们这里的名额实在卡得很死，而我的本科成绩实在也算不上优秀。然后格非问我英文好吗，并鼓励我多学一门外语。我点头。心里却很恐惧。我不是一个能在学习上折磨自己的人，我可以长时间坐下来写文章，却不能坐下来读一天的英语……但格非的细心和态度却让我一直很感动，我终于也开始觉得，他的确更像是个大学老师。
他对我说起他的学生，像是他们系里出的吴虹飞，格非赞叹她是个聪明的女孩，也说起看过吴虹飞的“破”小说，言语之间带着对学生的慈爱，他说起自己的忙碌，说起对学生的疏忽，喃喃地说自己也觉得很愧疚，很难受。然后他的眼神就黯了下来，再次轻轻叹息，让人觉得他实在是真的难受了。我想，他一定是个很爱学生的老师。
结束这次对话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刚好四十分钟。格非微笑着说以后有问题可以给他打电话发邮件，然后又补了一句，我可能回复不及时，你也别生气。我点点说，当然不会。却仍然忘了感谢他在病中与我的对话。走出门的一刻，格非回过头再次强调了一句：“如果可以，请慎重，因为我们可能只招一个人。”
走出新斋，我走在清华的校园里，天气有些小小的寒冷。我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回想刚才格非抱病与我进行的对话，格非的确是个很善良的人，很道家的感觉，很像一株植物，又很像我很崇拜的诗人王维。他讲话很清楚，语速很快，他一直劝我不要考中文，告诉我写小说不适合女孩，他说女孩就应该站在阳光下接受生活中所有美好的熏陶，劝阻我把此作为职业的想法，他充满回忆的口吻说起他是如何地把自己写伤了，说起他对小说的感觉，还是乌托邦的感觉，又像是漫长黑夜里看不见光的奔跑……
那次谈话，就这么过去了。我的朋友都说没有要他的签名实在可惜。但我却为此感到庆幸，我想我终于见到了格非，也不断回想起自己中学时代坐在学校图书馆里捧着有些发黄的《收获》读他文章的感觉，就算签名又意味着什么呢，不签又如何呢，我只愿把他当作值得尊敬的老师，如此而已就够了。
我再也没有联系他，我想他应该真的是很忙碌的人吧。那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格非的话远比我多，我似乎没有过多地表达自己，由此看来，也许格非并不是一个害怕陌生人的人，但我很庆幸，他与我的对话与他和记者们说的截然不同，由此说来，我应该有些高兴才是。
我还在复习中，我希望能考上， 我不知道那“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我，我也还在想考上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专心埋头学术还是我只是想把清华作为一个跳板，请原谅我的直白吧，因为我实在没有想清楚。
也许任何事情都无法想清楚，在我梦想成为作家的日子里见到了真正的作家格非我无法明白他为何总是轻轻叹息而他同样也不明白为何我会放弃这个大有前途的专业而梦想进入中文系一样。
转自： http://www.ic37.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