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记忆碎片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一九七三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
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妈妈，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连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后来妈妈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角架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记忆特
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用来固定的那个横躺的木头，是用来锯开做盖屋的椽皮用的，一寸厚的椽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椽皮上面用黑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椽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进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地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
散落，锯木匠还有时哼着歌子。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
屋顶上，一些人在盖瓦，一些人在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椽皮锯齐，我记得其中好像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他们正走在“大路” 上。
这大路，是我们村的一种专用名词，特指村子左侧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我家盖在全村最前面，坐北朝南，最临近这条大路。这大路连接两个公社所在地，光绪年间重修过一次，算是当地一条主要干道，所以山野偏僻之人，以井中观天之眼光，名之为“大路”并非夸张。
也许是瞎子在我家刚讨完米，也许是路经此地，我记不得了。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小塘是毗邻我家的一个公社，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告诉两个瞎子：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如此指点，靠近了一口利用山泉而挖成的井。这口井是全村引用水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记不得了。
人生记忆的第一份碎片，竟然是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欺骗和戏弄，他们并非有恶意，也不会真的让两个瞎子掉进井口，也许只是在百无聊赖的乡居生活，找一点乐子。
新屋盖好了，我家住了进去，这是四个垛子的屋，中间是堂屋，堂屋东西两边各前后两间房子，挨着西面的山墙，搭了一个低矮的偏屋，屋顶不是人字脊，而是从正屋的山墙自然倾斜，偏屋的前半部是囤积柴火的，后半部是猪牛圈。堂屋后面隔出一间小小的厨房。
整个房子全用土砖建成的。土砖现在在乡下基本上淘汰了，再穷的人建房子也有红砖。制作土砖也是我小时候喜欢观看的把戏，制土砖必定在夏天过后，选一丘离村很近的稻田。因为稻田耕作了上百年，肥沃的泥土极具黏，性已经不同于山地的红壤。将田里的水放干，晒一阵子，再放水浸泡，稻田的泥巴就可以做土砖了。用一个近一尺长半尺宽半尺高的木盒子，用脚丫子把稻田泥紧紧地踩进去，盒子中有一根线，线一啦，黏黏的砖头就脱落了。晒干后，砖头黄中带白，很坚固，盖成的房子几百年不坏。-----湘中农户，几百年间建房子多半如此，今天去韶山，看某位伟人的故居，那房子的砖头也是这样制作的。
盖新房应当是一件大喜事，但对我家来说，盖这房子是不得已，有一段伤心往事。
我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后，父亲升任了县中医院的院长，全家已经搬到县城里居住。母亲初中毕业，比一般的家属有文化有见识，经过速成培训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哥哥进了县城小学读书，一家人似乎就成了标准的城里人。我在县中医院出生，那个医院在一条注入资江的溪边，隔溪是起伏的山峦。待到十七岁，我才得已重游自己的出生地，物是人非，里面没有谁还记得曾经这里住过后来不得不离城的一家人。
大约在我快时，因为鲠骨而不媚上的父亲得罪了某些人，我家被正式宣布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父亲倒是留下来了。看到老婆孩子都下乡了，为了照顾全家，父亲主动申请到距家只有4华里的小塘公社卫生院当院长。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父母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出现奇迹不让孩子们成为农民。离我家十几华里有一个叫渡头桥的大队小学缺一位老师，母亲被推荐去代课，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顶多被转为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全家除父亲外还是农村户口，还得挣工分养家。春天中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今后怕不已的事故，让父母下了回老家农村的决心。哥哥背着两岁的我，顺着学校外面的田埂去玩耍，不慎跌进一丘水很深的败泥田里，败泥田有点像沼泽地，越挣扎陷得越深，哥哥不敢翻身，怕压坏背后的我，他的头和身子全陷进泥水中。这个时候一个庄稼汉正好经过，连忙下田将两兄弟扯出来，满身泥水、惊魂未定的哥哥连哭都忘了，而我委屈地在他背上哇哇大哭。哥哥回家后向母亲讲述这一切，母亲连呼老天保佑。哥哥还是个小孩，没有意识询问救命恩人的姓名，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哥俩。
这事过后，父母更觉得孩子们摆不脱当农民的命运，再挣扎下去不会有什么成效，还是铁了心回老家吧。
老家在言栗公社了田大队第七生产队，除了几户刘、隆姓外，都是不出五服的李姓人氏，是典型的聚族而居。但农民的贫穷和封闭，并不会因为是同一个家族对我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相反，大家将长房、次房、三房繁衍下来的亲疏关系分得清清楚楚。而我曾祖父兄弟四人，有两兄弟行走江湖，不知所终，另一兄弟在另一个生产大队。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大爷爷壮年而亡，留下三个儿子让行三的我爷爷抚养，老二还未娶妻时，一次雷雨天在田里插秧，遭雷击而死，而曾祖父自己，活到96岁，在1961年饿死了。大爷爷留下的三个儿子都比我父亲大，老大我叫大伯的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儿子，三伯娶妻不久没有生育就患肺病死了，老二即我叫二伯的，老实巴较常受生产队主事者的欺负，他生了五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我的亲叔在叔伯兄弟中最小，部队复员后在县城供销社上班。我们这一房本来在生产队中势力最单薄，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下我全家搬回来了，母亲的刚强能干是出了名的，而且父亲在外面当国家干部，又有三个儿子，这家回乡后，这一房力量大增，而且生产队平白无故地增加几口人，要分他们的口粮，当然要想方设法设置障碍。落户时尽管他们推三阻四，但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一家人当不了城里人，总得让他们当农民吧。我们回老家时，奶奶已故去多年，多病的爷爷脾气倔强而有些古怪，他对孙子孙女的回乡，心底里是高兴的，对那些暗中给我家回乡落户使绊子的人毫不客气地训斥：“我的孙子回自己的家，天经地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根，哪个敢阻挡？”爷爷年轻时硬气而强悍，同辈人多忌惮他几分。
一家终于在老家落下户，既然死了做城里人的心，那么就得做长久之计。爷爷那三间又黑又矮的老屋肯定容不下这一大家子，必须新建房子。而农户家建一栋房子，要经过多年的准备，一点点买木料，攒钱，挑选宅基地。而我们家在短时间内就得建起新房子，一切都仓促得狠，因此我家房子的楼枕、檩子所用的木料，比一般人家都要差。
接下来申请盖房的宅基地，又颇费周折。我家那个叫鹅梨坳的自然村，名实相符地坐落在一个山坳上，只是那棵曾成为地标的大梨树，据说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伐塞进土法炼钢炉里，为社会主义一日千里的跃进事业发光发热，继而灰飞烟没了。村里大部分房子处在两座山交汇的垭口，两座山光秃秃的，老辈人说五十年代还草木茂盛，有老虎和狐狸栖身。除了村前的梯田和生产队的晒谷坪，整个村已没有一尺平地。生产队最后同意将离村最近而地势最高、灌溉很不方便的一丘田给我家盖房。这丘田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属于酉爷爷家的，尽管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搞了几十年，但在这老头的心目中，这丘田还是他家祖产，心底里很不乐意，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因为他如果以过去的祖产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我爷爷同样曾有八亩水田。这老头便走到人民公社告状，当然这个理由更说不出口，无非说占用良田，可一调查，这是丘每年收成不好的“鸡肋”田，于是悻悻然看着一栋新屋在他家西面耸立起。-----从此两家成了最近的邻居，因为这种过节，很小时候我都能感觉他的儿女----那几位叔叔、姑姑们眼中的仇恨。
搬进了新房，我的记忆库开始蓄水。
我最深的记忆是，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睡在靠东面那厢的前一间房里。窗户格绷着塑料纸，但常常被风或者是捣蛋的小孩扯开了一角，我躺在一张雕花大木床上，清晨太阳光照进来，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去忙碌了，蚊帐已经被撩起来，我一翻身，就透过窗户被扯开的一角，望见远处青黛色的山脊，山脊如鲤鱼背，林木葱茏。再离家近一点的山丘，则是只长着浅草和灌木的石头山。正对着窗户的地方，一块坡地上，突兀出一块巨大的石头，黑黝黝的，长得像一头倦卧的水牛。冬天下起薄雪，这头石水牛由黑变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如果我还赖着不起床，已忙碌一阵子的妈妈，会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掏拖出来，用刚调好猪食的大巴掌，打我的屁股，屁股会变得湿湿的，而我毫不在意，因为一起睡的弟弟常常尿床。
等我四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和弟弟两人睡到后屋的床上，他依然尿床，直到上学。哥哥为此遍了个顺口溜：
“满老弟，好幸福，
半夜梦里画地图。
先画洞庭湖，
再画宝庆府。
早上起来一看，
原来是个尿印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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