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生命质量
李骏虎
“中国人缺乏信仰”这一论断，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是针对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而言的，它实际上更说明了从那个时期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迷失。从社会角度来看，信仰分为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两种。从人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仰比宗教信仰对人生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思想既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也是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信仰，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绝好的反映。宗教信仰方面，道家的学说很早就以神话的方式另辟蹊径而深入人心，后来佛教东渐，使中国的宗教信仰逐步多元混杂而趋于成熟。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社会从上层建筑到民间都是不缺乏信仰的。“缺乏信仰”一说，是经历过中国工农革命时期对马列主义的无上信仰和建国后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后，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贪污腐败现象以及贫富分化时产生的。当党员从意味着“牺牲”变为意味着“特权”时，人们的政治信仰开始动摇了。
在网上许多社区的会员注册条款中，有“信仰”一栏，可供选择的有“佛教”、“天主教”、“共产主义”、“无信仰”等十多种，可见，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被公平地并列了。信仰多元化，这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个问题揭示，那就是，作为人的精神需要，信仰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信仰是否还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引起我如许思考的，是著名作家、“山药蛋派”主将马烽老先生的去世。像马烽这样从革命根据地走过来的人民作家，他的去世作为省委党报的《山西日报》是很重视的，作为该报的文学版面的编辑，我编辑阅读了所有刊发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在对马烽的集中阅读中，他在我脑海里留下的鲜明形象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对共产主义有着崇高信仰和执著实践的人。回忆和纪念类的文章当然难免主观美化和拔高，但抛开感情色彩，所有的文章里记录的事件还是能够共同勾勒出人物的真实形象。从中我看到的马烽不是一个为了寻求创作素材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农民群众水乳交融、息息相关的共产党员，他时时处处本分地实践着一个党员的“牺牲”精神，也充当着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教师角色，他为他们写东西，也向他们互相学习。他留给当时农民和现在的读者的形象不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是一个喜欢写点东西的农民中的小能人。马烽一生为农民写作，与农民休戚相共，的这个形象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没有目的，他的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晚年从北京退休回到太原，一直到谢世，他没有向省作协报销过一分钱，也不允许自己的司机报销任何费用，在外面吃顿饭都是和司机平摊付钱。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实践着一个真正的党员的“牺牲”精神。我觉得，马烽最大的成就不是他的八卷雄文，而是他被信仰滋养着的崇高生命。
马烽不是个个例，他是与他同时代的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的人的代表，与他并称“山药蛋派”五老“西、李、马、胡、孙”的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都是这样的人。写作只是他们实践共产主义信仰的具体方式，个人的兴趣之外，是信仰带来的激情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著名作家的同时提升了生命的质量。于他们来说，写作是对信仰的实践，是信仰的副产品。与胡正老的长子胡果谈天，他也说，我父亲那一代作家，其实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之所以能走上写作的道路并获得成功，完全是革命激情的力量，他们十几岁上就参加革命，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根深蒂固，党需要他们这样有些天赋的人去为人民写作，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干了一辈子。他们不计较得失，也从中获得了人生极大的快乐。
与五老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和广大干部，几乎都是这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信仰给了他们高质量的生命。在这里我不讨论信仰的种类，更不对持何信仰有褒贬，只是作为一个普遍的例子来说明信仰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我认为当下中国人并不缺乏信仰，只是信仰不够坚定，无论对政治信仰还是宗教信仰都缺乏足够的虔诚，而且不讲牺牲只讲特权，这实际上是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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