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札
之一
宋濂《环翠亭记》：“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抉，皆成秋色。”
作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状物言景，大气纵横，融情入境，老到有致。见其秀色而了无着痕，大家也。古人作
文，我偏爱质朴自然，境界高妙者；诗若太白陶潜，王维孟浩然，文章‘八大家’都是经典。作文之意在于使人明了，不应该太咬文嚼字，行意晦涩，现代文的要义也应如此。建安风骨的曹植有：“愿随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句，语言朴素而感情真挚，表达堪称完美。若是文章精彩，必然不难参悟；若是让大家读了累眼，则未免美
中不足。
语言简练易懂，以彰文采，而文采以明文旨，所以主题是文章的灵魂，立意是写文章最最关键的。王船山有言：“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先。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而后行文定要流畅，使人读之舒意，不憋气。至于文采，有的话自然未免要炫耀一番，否则衣锦夜行，也不是文人做派。所以你尽
管炫耀羽毛，只不要模糊了自己想要让别人知晓的本意。最难得的是不刻意求之而得之，象宋濂，几句话而已，情景无以复加了。----着墨不多，而境界全出，方称得为大家手笔。
之二
读王朔的小说，评论格外轻松。嬉笑怒骂，俏皮机智，让人感觉一种快意恩仇的侠气，无所牵挂的境界。
书是一面镜子，恐怕我的身上也有王朔那种‘文痞’的气味吧。玩世不恭，总是给人看破红尘，游戏红尘的快感。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有性格，有血肉，更加切近生活中的原形，似乎也是毛病多于优点，而且大多不够正派的人。可能欣赏的正是这种“真小人”的嘴脸不虚伪，不矫情，为了生存或生存的更好一点，心较黑，脸皮也很厚。市井小人物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感觉王朔其实很消极，很不平的。作家写自己的生活很方便，只是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与他有共同的品位和感受。大家骨子里都是个俗人么，不必太掩饰也不必伪装----谁不知道谁啊？
糟粕是有的，但谁的作品里没有点带毒的东西呢？刀子可以切豆腐谋生，也可以用来行凶杀人，关键看读书人的眼睛了。
之三
最近在读柏杨的〈倚梦闲话》。
柏杨杂文很有魅力。语言半文半白，俏皮幽默，说理清晰中肯，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阅历。
之所以可以指摘古今笑骂中外，渊博的知识无谓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文章的风格，一是作者的本性使然；二是所学知识和所读书的偏好有关。因此不必苛求，有了雄厚的基础，风格就水到渠成。
说到文章的精神，柏杨很有“文以载道”的古风。大多指陈社会利弊，追求民主自由，很有以文救国的气魄。弄文谋生是一回事，成为大家或者成一家之言就又是一回事，要有所阵地，有所操守，否则只能算‘文虫“，不能说是文人。
作为一名具备中华传统文化背景的文人，一方面以这个背景而衍生；一方面又斥之为“酱缸”----疑之，甚至有推倒重建的架势。不过他的反封建，反独裁的精神彰然其中，不愧为与李敖齐名的台湾文人。
说到底，文章的好坏还要看它的作用。
之四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2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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