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这个男人谈一谈
有一个男人，应该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这个“应该”，不仅因为他为我付出最多，而且因为我的身上也流淌着一半他的血液。但所谓“应该”，也有不实的意思，我没有确信，两个从来缺少沟通的人，可以说对彼此是最重要的吗。
我和我父亲之间，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孩在成为男人之前甚至之后，都缺少和父亲的对话。那种平等的、心灵意义上的、作为互相理解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母之间倒是常常通信，可是那种，始终是一个孩子，抬头努力去看他的父母，有时候是求助，有时候是倾诉，更多的时候是争取理解，和理解阻滞之后随之而来的反抗。
那时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是盼望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落空后又会特别失望和叛逆。明明知道倾诉的回应并不乐观，又常常难以抑制倾诉的欲望。
十八、九岁的时候，总觉得孤单，觉得父母并不爱自己，他们爱的只是一个能在人前给他们带来荣耀的儿子。如果我将不能，那么他们会努力地鼓励和催促。父母在我心中的符号意义，是一支总在吹响的号角。一个士兵，在乐于浴血的时候，会觉得那号角沸腾他的热血，令他振奋；可当他疲惫和困苦的时候，会恨不得回身捣毁那声音。那时候，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这样的鼓励和催促不是爱，尤其在我疲惫的时候。
大学毕业后，我和父母的地理位置近了一些，但是似乎心灵距离更远了。我们之间的书信联系再也没有，电话当然没有断，但也不过是嘘寒问暖，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母亲接电话，慢慢地，别说从心灵上，即使从生活里，父亲的影子也似乎在渐渐淡出。
本来在我心里，父母是一体的，并没有特别的区分意义。但是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发觉，那还是不同的。
母亲至今仍在扮演号角的角色，且乐此不疲。这个年轻时被人称为“铁姑娘”的女人，即使半百之后，在她自己的人生战场上，也是如此。她是可以自己为自己吹响号角的人。她不惮于人生，也不惮于这社会。我性格中强悍和变通的血液，都从她那里来。
柔软和执着的部分，却来自父亲。
关于父亲，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来德国之后，突然在某一个晚上明白的。
因为博士论文的停滞，那晚心情沮丧到极点，对自己在很多事情上的执着极度厌倦，但是被困在这命定的性格里又挣扎不出。痛苦之间，不知为什么，突然眼前就浮现出父亲的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最能理解我的。当人在某个困境，自己把自己弄得茫然无措的时候，那曾赋予你血液、令你茫然的根本原因，才会从背景里慢慢走出。那一刻，我突然也理解了我父亲的前半生。
那个晚上，我静静坐在书桌边回想，与父亲有关的一幕幕在眼前过去：
最早的印象是，他每天晚上会在摇篮边拉着小提琴伴我入睡；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客厅的小黑板前，他让我必须端正地坐在板凳上，跟着他学写字，背唐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唯一的惩罚就是跪在洗衣板上，面壁思过。
稍稍大一点的时候，对身边的世界开始有奇怪的感觉：家里的壁灯总是五颜六色；客厅里的十几盆花占据了屋子一半的面积；红色的涂漆地面每晚都一定要被涂蜡打磨；床下总会有一些用白化石调成的各种雕像的半成品，偶尔会有成品出现在桌子上；屋顶则四季都挂着奇奇怪怪的纸花；书架上的某本书里常常会翻出几张透明的飞天剪纸；那台老式录音机准时在晚饭后响起，在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靡靡之音里，我父亲很陶醉地在客厅里自我起舞，数年不变的步伐，当然，这时总要关掉白色吊灯，打开红色或者绿色的壁灯，而不过六、七岁的我，则在某个角落里，昏暗不清的灯光下，看着这个奇怪的男人哼着音乐，笨重地扭来扭去。我现在想，如果我当时懂得“搞笑”这个词，说不上我会使用它来阻止我父亲的不当行为。
我至今仍然记忆模糊，在我父亲独自陶醉的这些时刻，我母亲在哪里，又在干什么。
再大一点的时候，记得每年除夕晚上，都是母亲一个人包饺子，而我自己在一边玩，晚会的喜庆多少冲淡屋子里的冷清，父亲一定会赶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的半个小时前回家。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那时在厂子里干得很红，很受重用的样子，于是大年三十也要值班。那几年，全家人好像都挺积极上进的。母亲很早就是医院的一把手了，整天忙她的工作，而父亲在结婚之前，据说因为连续几十小时的苦干而昏倒在车间，成为闻名全公司的“小老虎”。当然，这据说，都是据我母亲说的，真实性待考，不过，一个“铁姑娘”，一个“小老虎”，走到一起来，看来也有臭味相投的意思。臭味相投、争取先进的结果就是，无心再生二胎，导致我成为在同龄人比较少见的独生子，童年一直没有玩伴。
再大一点，知道父亲被公司从几万人中选拔出来作为后备干部培养，送省委党校学习进修。大概两年的时间，他都是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一定会带回六本“小人书”送我，因此，每个周五下午，期待父亲回家，就是我一周最大的快乐。他们夫妻自然有他们的期待和快乐，对我，这个期待主要是关于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人书。
父亲是很刻苦的人。母亲常常和我念叨起他早上4点钟起来去公园山上读书的事情。这几年，她还喜欢挂在嘴边的是，年轻时有一次两人一起去参加什么考试，结果父亲是全场第一个交卷的，但是看到我母亲答题有些紧张的样子，就举手问监考：“老师，可以允许吃个苹果吗？”于是全场哄堂。母亲当然也不紧张了。听到这些往事，我会配合地笑，或赞一下，母亲于是很自得，那种感觉，一般是当一些小女生说起自己的男朋友怎样怎样时才会看到的神情。
那曾经是个似乎很鼓励努力追求和上进的年代。而且追求和上进的标准一根筋，就是又红又专。父亲固执地相信，他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投入工作，而且这投入必不负他。一个过分投入的人往往缺乏变通的智慧。这种人，往好了说叫“真诚”，用北方话说就叫“实在”，一个人被认为太“实在”，那是夸奖也是嘲弄。即使在当时，父亲这种不合时宜的苗头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他的领导们会在饭桌上有意地向我母亲抱怨，觉得父亲“太实在”。一个控制财权的管家，如果对下属一丝不苟、严把财关，当然会得到上司的赞赏，但是如果他把这种精神也应用于他的上司身上，那上司就笑不出了。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多年在企业中始终受到不同上司的重用，但是也始终不能上到更高的位置。但是，父亲似乎认为那并不是他的错，他大概觉得是上司们的问题，他觉得尽于职守是最大的真理，社会都是公正的，只要努力。在他心里，大概是执着地相信某种真理性的东西，且身体力行，毫不余力。
只是，历史从来不会顾及某一个可怜个体的信念。父亲这样的人也许只能适合早期的国有企业，而当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当一夜之间，大型国有企业纷纷破产，职工纷纷下岗，当原来那份执着投入的事业烟消云散，当曾经殚精竭虑去参与经营的资产遭遇流失瓜分，我想像不出他的内心会面临什么样的茫然。你曾经以为千真万确的真理，忽然自己开口告诉你，它是不对的，并指给你看新的真理。当然，心中坚守了几十年的信念在瞬间轰然倒塌，我相信这个遭遇并不鲜见。谁的人生没有意想不到的风浪？尤其当风浪已成为历史的潮流时，见风使舵就是基本的生存智慧。只是，对一个过于执着的人，对一个过分“实在”的人，对于一个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既定航线之中去的人，这又是何其困难和痛苦的事情。
这样的人，不愿意，也再没有能力，去践行新的真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也有一些花儿，是注定要在这春风中败落的。
从德国回来的两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和这个男人对话的机会。之所以用“这个男人”而不是“我父亲”这样的代词，是因为我期待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父子意义上的谈话，也并不是说“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意思，我期待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但是这两个男人是什么关系，我不想也无法在交流之间就作出界定，那样会限制了交流的各种可能性。
我期待这样一种交流会反过来重新界定我们的关系，不是父子之间的教诲与聆听，也不是兄弟之间的互诉衷肠，也不是朋友间的肝胆相照，也许都包含一些，但在综合之外，还有一些无法定义和比喻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我会在某个瞬间触摸到它，但之后又常常被生活冲淡了感觉。源于他的基因与血液，朝夕相处近二十年的时光，这些影响不是简单的亲情或者友情就能概括的。人们常喜欢对爱情做出乐此不疲的阐释与理解，但是对与父母的感情都表述得相对简单，很多人一辈子大概只写一篇文章就可以对此毫不疑惑的定论，却会花上不知n倍的篇幅来赋予爱情。
我也是。我只知道我爱我父亲。尊敬他又常常会可怜他。我希望自己更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也许有一天，当我也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会增进对他的理解，我期待着那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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